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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还在创业大街修家谱
2022-05-13 01:03    来源: 未知      点击:

  这是一条野心勃勃的街道,在它周围,滴滴曾度过最初的艰难时刻,知乎在800米外诞生;它见过百度如何风光上市,也目睹排队退OFO小黄车押金的队伍有多长。

  它由三四层高的灰色小楼填充,创业最红火时,里面的一台桌子能注册4家企业。咖啡店挤走了面馆,一到夜晚,落地玻璃上映着蓝幽幽的屏幕光。

  尽管它只有220米,但它被称作“创业文化圣地”“创业者精神家园”,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、车库咖啡、3W咖啡等公司都容身于此。这里一度成为中国的地标:中关村创业大街。

  2021年的冬天,最南端超大的LED屏幕是这条街的至高地,当它首次点亮时,展示的第一行字是“Hello,universe”(“你好,全宇宙”)。

  涂金灿的店在街道一端尽头,他对这条创业大街情绪复杂。这条街原本是海淀图书城步行街,书店云集。2010年涂金灿来到这里修家谱,“来往都是文化人”。后来他眼看这条街身价暴涨、被驱赶、打官司,兜兜转转,如今还在这里。

  涂金灿喜欢待在昊海楼的地下室,“一个日加个天,天空很大,意思是知识的海洋也很大。”以前楼里装了40多家书店,如今只剩2家,且只有线上业务。

  地下室阻挡了寒流,偶尔还需要开风扇驱散闷热。书把这里塞满了,也在视觉上增了温。涂金灿这些年攒的旧书、给客户出的个人传记填满书架,有的只能摞在地上,占住过道。

  他在一楼还有个门脸,挨着“中关村创业大街”的牌坊,那里通风好,也更明亮,但涂金灿还是愿意待在地下室,一是替代不愿在地下工作的员工,二是躲避街上七七八八的人。

  这个59岁的湖北孝感人头发白了,身子也大不如前,但创业的激情未减,说起什么话头,他立刻从沙发弹起,在旧书堆里寻找印证。

  2011年到2016年,他活跃在大街上。先是租下地上三层楼,招牌做得很大,前面、侧面都是广告。

  2014年,这条街正式变成创业大街,他不得不在招牌里加上“互联网+百家姓”“互联网+亲友圈”。后来,他被告知“行业态势不符合规划”,大招牌换成小灯箱,经营面积也缩小到一层。现在,店名贴在用圆木墩撑着的玻璃门内侧,不算显眼。

  他见证了这条街自信心最膨胀的那几年。好些人嘴里说着要做下一个淘宝、京东,成为中国的比尔·盖茨、贝索斯。咖啡店门口每天都有新的项目推介广告,涂金灿去听了3次投资人徐小平的讲座,每次都挤不上去,等了1个多小时,人们还围成一个圈滔滔不绝地讨论。

  涂金灿的书架上如今还摆着《这就是马云》《蚂蚁金服》。他当初也主动入网,推荐自己,却总被批评超时、“不着边际”。“我要从姓氏文化、家族文化、个人文化谈,他们说不行,只有5分钟。”组织者告诉他发言分三段:第一,说成就,起码放大10倍,挣了10万元要说成100万元;第二,马上说有什么困难,希望互联网怎么帮你;第三,需要投多少钱,多长时间内能翻多少倍。

  涂金灿交了3.9万元学费,参加“给企业看病”的培训班,第一节课听得很兴奋,到第二节课就发现,上去讲授成功经验的人是“托儿”,他认识,根本算不得成功。

  刚开始涂金灿自称总经理,人家说太传统,要叫总裁、CEO,后来街上的人建议他叫董事局主席。“你修家谱,你是要做一个独角兽的,你以后是千亿元的产业,所以你当董事局主席,我来当董事长。”街上的常客对他说。

  这里名片比头衔值钱。起初印一盒名片只要10元,后来涨到50元、100元,涂金灿跟自家店里的人说,要是搞个复印机,也能日进斗金。

  有些创业者常穿同一件衬衣,打唯一一条领带,每晚回去清洁行头,鞋子却总是破破烂烂的,因为照相一般只照上半身,看不到鞋子。

  当时还有人跟涂金灿说“你放一天假不要出现,把你的位置让我坐一下”。这位创业者花1000元租了一天的办公室,换上自己的营业执照,“投资人都愿意锦上添花,不愿雪中送炭,让他看到从零开始就不愿投资了。”

  在这条街上,外卖一定要提前一个半小时预订,不然等到下午才能吃上午饭。那时移动支付还不像如今这样流行,银行的自动取款机要排长队,被取光钱也是常有的事儿。

  有的人奔波于一个又一个项目发布会,连上厕所的时间也省略了,实在憋不住,厕所又在等位,就在角落解决一下。“街上看着光鲜亮丽,其实后巷臭气熏天。”涂金灿说。

  他曾想拍一部电视剧,类似《七十二家房客》,地点就在街上的“创业会客厅”,“这里可以串起各种人,项目和故事不断在变。”这个场所本来是为创业者提供咨询办证、寻找投资人的地方,“现在变成了问路、拿快递的场地。”涂金灿说。

  冬日正午,3W咖啡和车库咖啡人不多,零星有人拍照或拿着手机直播。风刮了一阵又走,涂金灿看到街上的保安换了,以前是高个子、形象好、普通话说得好的年轻人,现在换成脑袋歪歪的大爷。一次,一位老年主顾告诉涂金灿,保安不知道他家的店在哪里。涂金灿说:“我们几乎是这条街时间最长的单位,怎么不知道,我气死了。”

  在昊海楼的地下室,涂金灿捧出一摞新产品。红色的礼盒里装着一套家谱,封面上嵌了一个放大镜。“老人有消费能力,有情怀,也有时间搞家谱。”涂金灿看好这门生意,社会正进入老龄化,市场可期。

  在他看来,修家谱是联系亲情的过程,“我们说古代有8次大移民,实际上最大的移民是现在,几亿人离开自己的土地乡镇,到外面求学打工,很多家都是分散的。”

  修家谱的“工具”包括网络、档案馆和宗亲会。“网络上最多这种情况,某一个人说了,其他人都跟着说,大多都不搞研究,所以要鉴别。”一种屡试不爽的方式是“去地方档案馆查50年代的档案,那时划成分,登记了家里几口人,有哪些地,从哪里来。”

  河北一位富商在母亲80大寿时曾委托涂金灿调查自己的出身。他们从档案馆查到这家人在河北迁徙过3次,最终发现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迁移而来。

  2010年以前,涂金灿尚未搬到创业大街,他从深圳创业失败,背着几十万元的债务北上,借弟弟的身份证办信用卡,套现5000元。2000元租房子,1000元办网站,又花1000多元买了两台旧电脑,最后剩几百元在手里,正担心撑不下去了,生意来了。

  一名高校教师出现在公司开张的第三天。“你别看我现在人五人六的,其实我是个混蛋”。他开口,要写一本忏悔书,名字叫《地狱之门》。

  这位教师年轻时和下乡女知青谈恋爱,山盟海誓,女知青怀孕了,还打了胎。后来他考上大学去了省城,关系维持了两年,他就不再写信。他此后出过十几本书,但这一本不能公开。

  接到第一笔生意,涂金灿收了2万元。“第一本书做得很差,不知道去哪里做,封面找了一个地方,内页一个地方,装订又一个地方,找了三个地方把书做起来。”准备送书时,涂金灿心里忐忑,他拉着推车,坐公交车到对方订好的饭店,惴惴不安地上了2楼的包间,兜里揣着钱,心想万一对方不满意立刻还他。

  包间里坐了三两好友,教师拿过书一看,不错。饭毕,他载大家到了一处宅院,烧香,沏茶,言明每个周末来此读一段书,以示忏悔。这本五六万字的书读了两个月结束,他也轻松了。“出书是个精神工程。”涂金灿说。

  在涂金灿的业务中,个人传记的占比远超修家谱,人们给自己的书起名《戎马一生》《我的足迹》《岁月如歌》《愚人实记》,“以前写自传的都是大人物,政治家、军事家,自从明星能出书了,百姓也跟着出,我手写我心。”

  刚来北京时,他注册公司起名“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”,心气足,要闯荡一番。他那时穿笔挺的衬衫显得意气风发,不像现在常穿中式大褂。他在店铺的玻璃上画上将近两层楼高的大树,叶子上是百家姓,枝繁叶茂,希望公司跟大树一起成长。

  一位华侨路过,想给即将出生的孙辈找回字辈,用以起名,唯一的线索是父辈墓碑的一张照片。工作人员循着墓碑上的地点,找到了广东蕉岭县李田村,拍下祠堂照片传至海外。100多年前,这个家族的先人就是从这里坐船离开,南下谋生。

  涂金灿还借了高利贷,把店铺装修成仿古楼榭,办盛大的活动,搜罗媒体电话主动联系采访,试图建立一个家谱帝国。

  在中关村创业大街,传统未必是一个好词,它被一些创新者认为是腐朽和格格不入的象征。

  2017年,涂金灿离开了创业大街。最初,三层楼的租金是90万元,离开时租金涨到接近400万元。

  涂金灿与二房东僵持不下。双方对峙中,二房东把门锁了,涂金灿的家当,包括身份证都被锁在屋里。夜里,他偷着去拿家谱资料,被对方的人发现,他一着急,从二楼跳下来,两脚摔骨折。

  “因为地面铺了水泥,要是土就没事。”涂金灿模仿着着陆的姿势,强调自己以前练过体育。

  他进了医院,店铺也元气大伤。给脚做手术的钱是靠一位主顾从武汉送来的2万元尾款结算的。此前借的高利贷在2018年除夕找上门来,第二任妻子又跟他闹离婚,团圆时刻,他独自坐在轮椅上流泪。

  “现在回想,在南锣鼓巷开店太冒进了。”为了还钱,他把房子也卖了。最穷的时候,食物只有馒头稀饭和腌菜。下午等到萝卜青菜晒蔫,一块钱买走一堆,回去用盐一腌,再去学生食堂买馒头,解决一顿饭。

  也是坐在轮椅上,他着手恢复公司。2018年,他先是搬回创业大街的地下室,又过了一年,家谱传记馆重新出现在大街上。现在,有20名员工,三分之一的时间盈利,三分之一的时间亏损,剩下三分之一平衡。

  “我最大的天赋就是能忍。”涂金灿说,像他这样做民营企业的,山珍海味也吃过,靠信用卡借钱的日子也有过。

  涂金灿1962年出生在湖北孝感,外婆家在“卖身葬父”的董永墓旁,他在那里长成一位文学青年。在农村教书的日子,他搞起文学社。“《巴黎圣母院》当时能抄下来,路遥的《人生》也抄了几遍,高尔基的东西我们都会背。”上世纪80年代,多数文学社模仿欧洲文学、苏联文学,涂金灿已经开始重视地方历史和文化,“搞地方戏剧”。

  做生意是另一项才能。他在老家开书店,比较早引入会员制和租书,还卖过文具和婚庆用品。

  有段时间,农村盛行打麻将。掷骰子时常掉进土房子的地缝里抠不出来。涂金灿进了许多骰子,像糖果一样摆在塑料罐子里,有时刚开门,就有村民嚷着买骰子,很赚钱。

  1992年,涂金灿去了深圳,冒险家的乐园。他笃信成功人士的名言“人要靠肩膀以上的部位挣钱”“要做99度加1度的生意”。他编过杂志、搞过广告代理、劳务介绍、装修讲座,但总是不成功,朋友也弄得四分五裂。他觉得是因为书生开店,营销管理能力差,于是去保险公司学习。

  38岁,他从保险业务员做起,能吃苦,把深圳跑熟了,一天打200个电线条短信。因为有文化底子,短信编得精彩,100条能有3条回复。他用两年升了副经理,但很快看穿在保险公司“干长了也成功不了”。他的人生目标起初是参与社会治理,后来想做个财富自由的文化人。

  涂金灿的合伙人、在创业大街背面开文房四宝店的王立军评价他,对于做生意来说,显得过于单纯了。涂金灿被老太太卖的假“袁大头”骗过。有次一位农民打扮的人挑着扁担来到这条街上,卖一种瓷器,说是清朝的,明眼人一看就是骗子。家谱店的员工说,赶紧让他走,别让涂总看见。

  “你跟他讲什么,他就信了,非常感性。”王立军说。2016年,南锣鼓巷的店在签约后,发现有违建问题,办不了营业执照,惨淡收场。2017年,涂金灿跟中安民生养老中心合作,合作方被曝出以房养老,抓了起来。

  但单纯有时也是优点。公司的一位主力伍冬发说,“对于写东西的人,不需要那么多套路技巧,不够圆滑,反而容易成交。”

  回创业大街,涂金灿在报刊上做了许多广告,他说“搬走就等于自杀”。他摊开那些积灰的页面,虽然进入互联网时代,但他的业务主要靠熟客上门以及口口相传,加印个人传记部分支撑了店里的开销。他因此重回大街。

  出了上千本传记,涂金灿却不知道该怎么描绘自己的创业人生。在天眼查上,他处于欠钱状态,远远算不得成功。

  快到退休的年纪,他也没放弃尝试,最新的想法是准备联系雷军,搞文化养老平板电脑,叫“老米”。

  他最近还准备制作青少年版家谱和网红版家谱,让姓氏达人在盒子上签名,更有卖头。“姓氏文化就是圈子文化,互联网不就是圈子文化吗。”

  不过他不打算自己做直播短视频,只负责供货,“文化是靠积累的,讲一个月可以,第二个、第三个月讲什么呢。”

  他仍坚持一些古朴的原则。他想通过同姓的微信群赚钱,但群主一定要找本地人,名声不能坏,诚信是根本。

  在这条街上创业的人,大多比他年轻,也更有想法。他从书架上掏出一个棕色封皮的笔记本,普通样式,内页里写着“×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11级”和一个工整的名字。

  笔记本是涂金灿花5元从收废品的人手里买的,收废品的人正准备把本子浸入水中,增加重量。他抢救下来,看见里面整齐的管理笔记、融资计划、讲座重点以及投资人的电话。“你知道吗,这个雷军的电线元。”

  收废品的人摇摇头,告诉涂金灿,本子的主人趁着夜色悄悄跑了,“怕下面的人找他要钱”。

  从报道中得知,笔记本的主人读大学时休学创业,有认准的方向和清晰的规划。他曾站在昊海楼的露台上对记者说,一个月后,不远处的麦当劳将是他的。

  后来麦当劳确实没了,但他不是新主人。他需要融资400万元,创业大街最火时,有人追着他投资300万元,他没要。过了一个月再去找,对方忽然表示对O2O(线下商务与互联网结合)开始怀疑。他没有融到钱。

  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早起晚睡,曾说“有梦想的人睡不着,没有梦想的人睡不醒”,后来他说自己通过跑步、打坐的方式释放压力。

  涂金灿翻着笔记本里条理清晰的内容,对这位后辈表示佩服。2019年,他拨打过笔记本里雷军的电话,没有找到雷军本人,一位疑似秘书的人说,“雷总不会跟你联系”。现在,那张记录雷军电话的纸不知被谁撕走了,留下崎岖的断层。

  创业大街上,有创业者选择回家,也有人继续留守。靠一瓶水和一个馒头,能坚持几个月,他们打地铺,或是寻找几十元的胶囊公寓。吃饭时,自己总吃一个便宜的菜也腻,大家就带着各自的菜集合,分着吃。

  “以前农村没钱就‘请会’,现在叫众筹。”人们参会集资,以解一时之急,“在这条互联网创业最新的街上,穷到最后,这种古老的形式又重生了。”

  创业者总有活下去的办法,有人开始做外卖,专门卖给创业者。还有人做信息贩子,只要有推介会就去参加,既能吃顿饭,还有纪念品,主办方也乐得人头充数。信息收集来,再给新人指点迷津,大佬的电话因此被炒到高价。一些店外的小黑板换成了“专业撰写商业计划书,提升投资人约见率,欢迎进店咨询”的广告。

  涂金灿当初想不明白,为啥自己有实打实的店面、有这么多年积攒的用户、有管理经营经验,还比不上别人的几页PPT、一个商业计划书。

  在创业大街开门迎客的日子里,有做基因测序的科技企业同涂金灿寻求合作,也有投资人踏进门里,很快又走了。“别人尽管只是一个方案,但爆炸性增长比你快。”他们告诉涂金灿。他想做百年老店,但投资人不能陪他那么久。

  几十年前,中关村的这片土地曾是农田和养猪场,后来时代变了,“猪”在风口上也能飞起。

  涂金灿也想乘上东风,他在店面楼上让出十几个工位,搞起孵化器,来了几个“点子大王型”的人,有做美容的、有婚姻介绍的、有卖旧货的,还有做数字货币的,“社会上流行什么,他们就搞什么”。

  大多数坚持了半年就跑了。大街上店面更新的速度很快,家谱店的伍冬发常看见,大卡车总是在拉走东西。有些办公物品被留下来,由幸存者继承。家谱店里谈事的桌子、办公的椅子都是以前的租客留下的。在隔壁空荡的地下室,一张没人的桌子上散落着3张营业执照,名称里有“科技公司”“物联网”和“区块链”,这3家公司成立于2018年的夏天。

  涂金灿并不排斥互联网创业。2006年,刚来北京时,他听了某位互联网大佬的话,开始搞互联网医疗,建立了“中国搜医搜药网”,“尽全力完美打造中国医药网络的航空母舰”。

  “实际上连海淀区都没走出去”。搞了一年半,亏了30万元,“坚决不搞了,医疗是一个高度专业性又要负责任的行业”。涂金灿说。

  他认识到,互联网创业成功率不高,“几乎只有第一,没有第二,同一行业谁做成功了,其他同行压力就很大。”涂金灿脚摔骨折后,困在地下室,被迫第一次接触网购,发现同一件东西人们更愿意买销量最大的,“特别容易垄断”。

  伍冬发也有同感,大厂集中了最好的资源、最大的资本、最优秀的人才,更容易成功,其他普通创业者不太好做。

  “他们把互联网创业的起点看得太低了。它需要高知识高技术,并且特别能融资,管理营销方面要会抓,这三方面达标的团队太少。”涂金灿说,创业的木桶理论,缺一块木板都不行。有人却用仅有的一块板,试图水上漂。

  涂金灿为员工提供的宿舍里,住着一位创业者。白天,她在一块闲置的区域办公。这里原属于一家创新企业,背景墙上还挂着员工充满希望的笑脸和安卓的小机器人。现在,创业者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两部手机,以及一个落地灯占领了此地。她每晚直播,“弘扬传统文化”“跟同频的人加一个深度链接”。

  她推崇一位粉丝众多的文化主播,赞扬她的勤奋,“每天早上4点起来备课,下午2点下播,坚持了半年”。而她自己的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,“搞文化一定是去物欲的,做得越好,越要静下来。”她说自己最近在悟道。

  她出生在湖北农村,父母和哥哥弟弟都曾在北京打工,后来城市改造,他们回了老家。41岁的她一直在北京坚持“走在信息化的前沿”。

  她始终保持一种过来人的姿态跟来访者普及概念,只有在谈到投资人时眼睛一亮,“你能帮我引荐吗?”夜晚,周围黑下来,只有她的直播亮着灯,静静等待新一天可能的改变。

  公司的主力伍冬发是70后,在大街这么久,也没搞懂什么是区块链。“到了我们这个年纪,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,怕被时代抛下,很多东西层出不穷,能尝试的赛道不多,用井底之蛙形容不为过。”

  伍冬发刚来这条街时,外墙的砖裸露着,还未改造成有花坛的美丽街道。后来公司搬去过小房子、去过南锣鼓巷、去过紫竹桥,颠沛流离,四处落脚,险些倒闭,一再寻求生存下来的机会。

  他职业生涯最美妙的时刻是2019年重回中关村创业大街。房租降了,他们把分散各地的物料一车车拉回,拉了一个星期。最终大家把电脑打开,网也通了,踏踏实实坐在那里时,他感到心满意足。

 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,加重了大街的冷落,但对家谱店来说,影响正负相抵,线下客流减少,但人们关在家里想要写东西的时间多了。

  “修家谱是根脉文化,越往下走,越实在。”扛过房租、挺过疫情,涂金灿还在思考如何让“大树”落地生根。但第一步,是要有个门面,他因此执意2019年回到创业大街的地面,留着门脸迎客。

  “街上的公司不会像我们活这么久,虽然有的住着大房子,突然有一天房贷跟不上了,可能就沦落街头。我们虽然过得不太好,但能撑个十年八年,就像农民有几亩地,饿不死。”伍冬发说。

  这条街虽然没有原先热闹,但他相信,虚假的繁华后沉淀下来的没准是真金白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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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一条野心勃勃的街道,在它周围,滴滴曾度过最初的艰难时刻,知乎在800米外诞生;它见过百度如何风光上市,也目睹排队退OFO小黄车押金的队伍有多长。

  它由三四层高的灰色小楼填充,创业最红火时,里面的一台桌子能注册4家企业。咖啡店挤走了面馆,一到夜晚,落地玻璃上映着蓝幽幽的屏幕光。

  尽管它只有220米,但它被称作“创业文化圣地”“创业者精神家园”,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、车库咖啡、3W咖啡等公司都容身于此。这里一度成为中国的地标:中关村创业大街。

  2021年的冬天,最南端超大的LED屏幕是这条街的至高地,当它首次点亮时,展示的第一行字是“Hello,universe”(“你好,全宇宙”)。

  涂金灿的店在街道一端尽头,他对这条创业大街情绪复杂。这条街原本是海淀图书城步行街,书店云集。2010年涂金灿来到这里修家谱,“来往都是文化人”。后来他眼看这条街身价暴涨、被驱赶、打官司,兜兜转转,如今还在这里。

  涂金灿喜欢待在昊海楼的地下室,“一个日加个天,天空很大,意思是知识的海洋也很大。”以前楼里装了40多家书店,如今只剩2家,且只有线上业务。

  地下室阻挡了寒流,偶尔还需要开风扇驱散闷热。书把这里塞满了,也在视觉上增了温。涂金灿这些年攒的旧书、给客户出的个人传记填满书架,有的只能摞在地上,占住过道。

  他在一楼还有个门脸,挨着“中关村创业大街”的牌坊,那里通风好,也更明亮,但涂金灿还是愿意待在地下室,一是替代不愿在地下工作的员工,二是躲避街上七七八八的人。

  这个59岁的湖北孝感人头发白了,身子也大不如前,但创业的激情未减,说起什么话头,他立刻从沙发弹起,在旧书堆里寻找印证。

  2011年到2016年,他活跃在大街上。先是租下地上三层楼,招牌做得很大,前面、侧面都是广告。

  2014年,这条街正式变成创业大街,他不得不在招牌里加上“互联网+百家姓”“互联网+亲友圈”。后来,他被告知“行业态势不符合规划”,大招牌换成小灯箱,经营面积也缩小到一层。现在,店名贴在用圆木墩撑着的玻璃门内侧,不算显眼。

  他见证了这条街自信心最膨胀的那几年。好些人嘴里说着要做下一个淘宝、京东,成为中国的比尔·盖茨、贝索斯。咖啡店门口每天都有新的项目推介广告,涂金灿去听了3次投资人徐小平的讲座,每次都挤不上去,等了1个多小时,人们还围成一个圈滔滔不绝地讨论。

  涂金灿的书架上如今还摆着《这就是马云》《蚂蚁金服》。他当初也主动入网,推荐自己,却总被批评超时、“不着边际”。“我要从姓氏文化、家族文化、个人文化谈,他们说不行,只有5分钟。”组织者告诉他发言分三段:第一,说成就,起码放大10倍,挣了10万元要说成100万元;第二,马上说有什么困难,希望互联网怎么帮你;第三,需要投多少钱,多长时间内能翻多少倍。

  涂金灿交了3.9万元学费,参加“给企业看病”的培训班,第一节课听得很兴奋,到第二节课就发现,上去讲授成功经验的人是“托儿”,他认识,根本算不得成功。

  刚开始涂金灿自称总经理,人家说太传统,要叫总裁、CEO,后来街上的人建议他叫董事局主席。“你修家谱,你是要做一个独角兽的,你以后是千亿元的产业,所以你当董事局主席,我来当董事长。”街上的常客对他说。

  这里名片比头衔值钱。起初印一盒名片只要10元,后来涨到50元、100元,涂金灿跟自家店里的人说,要是搞个复印机,也能日进斗金。

  有些创业者常穿同一件衬衣,打唯一一条领带,每晚回去清洁行头,鞋子却总是破破烂烂的,因为照相一般只照上半身,看不到鞋子。

  当时还有人跟涂金灿说“你放一天假不要出现,把你的位置让我坐一下”。这位创业者花1000元租了一天的办公室,换上自己的营业执照,“投资人都愿意锦上添花,不愿雪中送炭,让他看到从零开始就不愿投资了。”

  在这条街上,外卖一定要提前一个半小时预订,不然等到下午才能吃上午饭。那时移动支付还不像如今这样流行,银行的自动取款机要排长队,被取光钱也是常有的事儿。

  有的人奔波于一个又一个项目发布会,连上厕所的时间也省略了,实在憋不住,厕所又在等位,就在角落解决一下。“街上看着光鲜亮丽,其实后巷臭气熏天。”涂金灿说。

  他曾想拍一部电视剧,类似《七十二家房客》,地点就在街上的“创业会客厅”,“这里可以串起各种人,项目和故事不断在变。”这个场所本来是为创业者提供咨询办证、寻找投资人的地方,“现在变成了问路、拿快递的场地。”涂金灿说。

  冬日正午,3W咖啡和车库咖啡人不多,零星有人拍照或拿着手机直播。风刮了一阵又走,涂金灿看到街上的保安换了,以前是高个子、形象好、普通话说得好的年轻人,现在换成脑袋歪歪的大爷。一次,一位老年主顾告诉涂金灿,保安不知道他家的店在哪里。涂金灿说:“我们几乎是这条街时间最长的单位,怎么不知道,我气死了。”

  在昊海楼的地下室,涂金灿捧出一摞新产品。红色的礼盒里装着一套家谱,封面上嵌了一个放大镜。“老人有消费能力,有情怀,也有时间搞家谱。”涂金灿看好这门生意,社会正进入老龄化,市场可期。

  在他看来,修家谱是联系亲情的过程,“我们说古代有8次大移民,实际上最大的移民是现在,几亿人离开自己的土地乡镇,到外面求学打工,很多家都是分散的。”

  修家谱的“工具”包括网络、档案馆和宗亲会。“网络上最多这种情况,某一个人说了,其他人都跟着说,大多都不搞研究,所以要鉴别。”一种屡试不爽的方式是“去地方档案馆查50年代的档案,那时划成分,登记了家里几口人,有哪些地,从哪里来。”

  河北一位富商在母亲80大寿时曾委托涂金灿调查自己的出身。他们从档案馆查到这家人在河北迁徙过3次,最终发现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迁移而来。

  2010年以前,涂金灿尚未搬到创业大街,他从深圳创业失败,背着几十万元的债务北上,借弟弟的身份证办信用卡,套现5000元。2000元租房子,1000元办网站,又花1000多元买了两台旧电脑,最后剩几百元在手里,正担心撑不下去了,生意来了。

  一名高校教师出现在公司开张的第三天。“你别看我现在人五人六的,其实我是个混蛋”。他开口,要写一本忏悔书,名字叫《地狱之门》。

  这位教师年轻时和下乡女知青谈恋爱,山盟海誓,女知青怀孕了,还打了胎。后来他考上大学去了省城,关系维持了两年,他就不再写信。他此后出过十几本书,但这一本不能公开。

  接到第一笔生意,涂金灿收了2万元。“第一本书做得很差,不知道去哪里做,封面找了一个地方,内页一个地方,装订又一个地方,找了三个地方把书做起来。”准备送书时,涂金灿心里忐忑,他拉着推车,坐公交车到对方订好的饭店,惴惴不安地上了2楼的包间,兜里揣着钱,心想万一对方不满意立刻还他。

  包间里坐了三两好友,教师拿过书一看,不错。饭毕,他载大家到了一处宅院,烧香,沏茶,言明每个周末来此读一段书,以示忏悔。这本五六万字的书读了两个月结束,他也轻松了。“出书是个精神工程。”涂金灿说。

  在涂金灿的业务中,个人传记的占比远超修家谱,人们给自己的书起名《戎马一生》《我的足迹》《岁月如歌》《愚人实记》,“以前写自传的都是大人物,政治家、军事家,自从明星能出书了,百姓也跟着出,我手写我心。”

  刚来北京时,他注册公司起名“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”,心气足,要闯荡一番。他那时穿笔挺的衬衫显得意气风发,不像现在常穿中式大褂。他在店铺的玻璃上画上将近两层楼高的大树,叶子上是百家姓,枝繁叶茂,希望公司跟大树一起成长。

  一位华侨路过,想给即将出生的孙辈找回字辈,用以起名,唯一的线索是父辈墓碑的一张照片。工作人员循着墓碑上的地点,找到了广东蕉岭县李田村,拍下祠堂照片传至海外。100多年前,这个家族的先人就是从这里坐船离开,南下谋生。

  涂金灿还借了高利贷,把店铺装修成仿古楼榭,办盛大的活动,搜罗媒体电话主动联系采访,试图建立一个家谱帝国。

  在中关村创业大街,传统未必是一个好词,它被一些创新者认为是腐朽和格格不入的象征。

  2017年,涂金灿离开了创业大街。最初,三层楼的租金是90万元,离开时租金涨到接近400万元。

  涂金灿与二房东僵持不下。双方对峙中,二房东把门锁了,涂金灿的家当,包括身份证都被锁在屋里。夜里,他偷着去拿家谱资料,被对方的人发现,他一着急,从二楼跳下来,两脚摔骨折。

  “因为地面铺了水泥,要是土就没事。”涂金灿模仿着着陆的姿势,强调自己以前练过体育。

  他进了医院,店铺也元气大伤。给脚做手术的钱是靠一位主顾从武汉送来的2万元尾款结算的。此前借的高利贷在2018年除夕找上门来,第二任妻子又跟他闹离婚,团圆时刻,他独自坐在轮椅上流泪。

  “现在回想,在南锣鼓巷开店太冒进了。”为了还钱,他把房子也卖了。最穷的时候,食物只有馒头稀饭和腌菜。下午等到萝卜青菜晒蔫,一块钱买走一堆,回去用盐一腌,再去学生食堂买馒头,解决一顿饭。

  也是坐在轮椅上,他着手恢复公司。2018年,他先是搬回创业大街的地下室,又过了一年,家谱传记馆重新出现在大街上。现在,有20名员工,三分之一的时间盈利,三分之一的时间亏损,剩下三分之一平衡。

  “我最大的天赋就是能忍。”涂金灿说,像他这样做民营企业的,山珍海味也吃过,靠信用卡借钱的日子也有过。

  涂金灿1962年出生在湖北孝感,外婆家在“卖身葬父”的董永墓旁,他在那里长成一位文学青年。在农村教书的日子,他搞起文学社。“《巴黎圣母院》当时能抄下来,路遥的《人生》也抄了几遍,高尔基的东西我们都会背。”上世纪80年代,多数文学社模仿欧洲文学、苏联文学,涂金灿已经开始重视地方历史和文化,“搞地方戏剧”。

  做生意是另一项才能。他在老家开书店,比较早引入会员制和租书,还卖过文具和婚庆用品。

  有段时间,农村盛行打麻将。掷骰子时常掉进土房子的地缝里抠不出来。涂金灿进了许多骰子,像糖果一样摆在塑料罐子里,有时刚开门,就有村民嚷着买骰子,很赚钱。

  1992年,涂金灿去了深圳,冒险家的乐园。他笃信成功人士的名言“人要靠肩膀以上的部位挣钱”“要做99度加1度的生意”。他编过杂志、搞过广告代理、劳务介绍、装修讲座,但总是不成功,朋友也弄得四分五裂。他觉得是因为书生开店,营销管理能力差,于是去保险公司学习。

  38岁,他从保险业务员做起,能吃苦,把深圳跑熟了,一天打200个电线条短信。因为有文化底子,短信编得精彩,100条能有3条回复。他用两年升了副经理,但很快看穿在保险公司“干长了也成功不了”。他的人生目标起初是参与社会治理,后来想做个财富自由的文化人。

  涂金灿的合伙人、在创业大街背面开文房四宝店的王立军评价他,对于做生意来说,显得过于单纯了。涂金灿被老太太卖的假“袁大头”骗过。有次一位农民打扮的人挑着扁担来到这条街上,卖一种瓷器,说是清朝的,明眼人一看就是骗子。家谱店的员工说,赶紧让他走,别让涂总看见。

  “你跟他讲什么,他就信了,非常感性。”王立军说。2016年,南锣鼓巷的店在签约后,发现有违建问题,办不了营业执照,惨淡收场。2017年,涂金灿跟中安民生养老中心合作,合作方被曝出以房养老,抓了起来。

  但单纯有时也是优点。公司的一位主力伍冬发说,“对于写东西的人,不需要那么多套路技巧,不够圆滑,反而容易成交。”

  回创业大街,涂金灿在报刊上做了许多广告,他说“搬走就等于自杀”。他摊开那些积灰的页面,虽然进入互联网时代,但他的业务主要靠熟客上门以及口口相传,加印个人传记部分支撑了店里的开销。他因此重回大街。

  出了上千本传记,涂金灿却不知道该怎么描绘自己的创业人生。在天眼查上,他处于欠钱状态,远远算不得成功。

  快到退休的年纪,他也没放弃尝试,最新的想法是准备联系雷军,搞文化养老平板电脑,叫“老米”。

  他最近还准备制作青少年版家谱和网红版家谱,让姓氏达人在盒子上签名,更有卖头。“姓氏文化就是圈子文化,互联网不就是圈子文化吗。”

  不过他不打算自己做直播短视频,只负责供货,“文化是靠积累的,讲一个月可以,第二个、第三个月讲什么呢。”

  他仍坚持一些古朴的原则。他想通过同姓的微信群赚钱,但群主一定要找本地人,名声不能坏,诚信是根本。

  在这条街上创业的人,大多比他年轻,也更有想法。他从书架上掏出一个棕色封皮的笔记本,普通样式,内页里写着“×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11级”和一个工整的名字。

  笔记本是涂金灿花5元从收废品的人手里买的,收废品的人正准备把本子浸入水中,增加重量。他抢救下来,看见里面整齐的管理笔记、融资计划、讲座重点以及投资人的电话。“你知道吗,这个雷军的电线元。”

  收废品的人摇摇头,告诉涂金灿,本子的主人趁着夜色悄悄跑了,“怕下面的人找他要钱”。

  从报道中得知,笔记本的主人读大学时休学创业,有认准的方向和清晰的规划。他曾站在昊海楼的露台上对记者说,一个月后,不远处的麦当劳将是他的。

  后来麦当劳确实没了,但他不是新主人。他需要融资400万元,创业大街最火时,有人追着他投资300万元,他没要。过了一个月再去找,对方忽然表示对O2O(线下商务与互联网结合)开始怀疑。他没有融到钱。

  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早起晚睡,曾说“有梦想的人睡不着,没有梦想的人睡不醒”,后来他说自己通过跑步、打坐的方式释放压力。

  涂金灿翻着笔记本里条理清晰的内容,对这位后辈表示佩服。2019年,他拨打过笔记本里雷军的电话,没有找到雷军本人,一位疑似秘书的人说,“雷总不会跟你联系”。现在,那张记录雷军电话的纸不知被谁撕走了,留下崎岖的断层。

  创业大街上,有创业者选择回家,也有人继续留守。靠一瓶水和一个馒头,能坚持几个月,他们打地铺,或是寻找几十元的胶囊公寓。吃饭时,自己总吃一个便宜的菜也腻,大家就带着各自的菜集合,分着吃。

  “以前农村没钱就‘请会’,现在叫众筹。”人们参会集资,以解一时之急,“在这条互联网创业最新的街上,穷到最后,这种古老的形式又重生了。”

  创业者总有活下去的办法,有人开始做外卖,专门卖给创业者。还有人做信息贩子,只要有推介会就去参加,既能吃顿饭,还有纪念品,主办方也乐得人头充数。信息收集来,再给新人指点迷津,大佬的电话因此被炒到高价。一些店外的小黑板换成了“专业撰写商业计划书,提升投资人约见率,欢迎进店咨询”的广告。

  涂金灿当初想不明白,为啥自己有实打实的店面、有这么多年积攒的用户、有管理经营经验,还比不上别人的几页PPT、一个商业计划书。

  在创业大街开门迎客的日子里,有做基因测序的科技企业同涂金灿寻求合作,也有投资人踏进门里,很快又走了。“别人尽管只是一个方案,但爆炸性增长比你快。”他们告诉涂金灿。他想做百年老店,但投资人不能陪他那么久。

  几十年前,中关村的这片土地曾是农田和养猪场,后来时代变了,“猪”在风口上也能飞起。

  涂金灿也想乘上东风,他在店面楼上让出十几个工位,搞起孵化器,来了几个“点子大王型”的人,有做美容的、有婚姻介绍的、有卖旧货的,还有做数字货币的,“社会上流行什么,他们就搞什么”。

  大多数坚持了半年就跑了。大街上店面更新的速度很快,家谱店的伍冬发常看见,大卡车总是在拉走东西。有些办公物品被留下来,由幸存者继承。家谱店里谈事的桌子、办公的椅子都是以前的租客留下的。在隔壁空荡的地下室,一张没人的桌子上散落着3张营业执照,名称里有“科技公司”“物联网”和“区块链”,这3家公司成立于2018年的夏天。

  涂金灿并不排斥互联网创业。2006年,刚来北京时,他听了某位互联网大佬的话,开始搞互联网医疗,建立了“中国搜医搜药网”,“尽全力完美打造中国医药网络的航空母舰”。

  “实际上连海淀区都没走出去”。搞了一年半,亏了30万元,“坚决不搞了,医疗是一个高度专业性又要负责任的行业”。涂金灿说。

  他认识到,互联网创业成功率不高,“几乎只有第一,没有第二,同一行业谁做成功了,其他同行压力就很大。”涂金灿脚摔骨折后,困在地下室,被迫第一次接触网购,发现同一件东西人们更愿意买销量最大的,“特别容易垄断”。

  伍冬发也有同感,大厂集中了最好的资源、最大的资本、最优秀的人才,更容易成功,其他普通创业者不太好做。

  “他们把互联网创业的起点看得太低了。它需要高知识高技术,并且特别能融资,管理营销方面要会抓,这三方面达标的团队太少。”涂金灿说,创业的木桶理论,缺一块木板都不行。有人却用仅有的一块板,试图水上漂。

  涂金灿为员工提供的宿舍里,住着一位创业者。白天,她在一块闲置的区域办公。这里原属于一家创新企业,背景墙上还挂着员工充满希望的笑脸和安卓的小机器人。现在,创业者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两部手机,以及一个落地灯占领了此地。她每晚直播,“弘扬传统文化”“跟同频的人加一个深度链接”。

  她推崇一位粉丝众多的文化主播,赞扬她的勤奋,“每天早上4点起来备课,下午2点下播,坚持了半年”。而她自己的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,“搞文化一定是去物欲的,做得越好,越要静下来。”她说自己最近在悟道。

  她出生在湖北农村,父母和哥哥弟弟都曾在北京打工,后来城市改造,他们回了老家。41岁的她一直在北京坚持“走在信息化的前沿”。

  她始终保持一种过来人的姿态跟来访者普及概念,只有在谈到投资人时眼睛一亮,“你能帮我引荐吗?”夜晚,周围黑下来,只有她的直播亮着灯,静静等待新一天可能的改变。

  公司的主力伍冬发是70后,在大街这么久,也没搞懂什么是区块链。“到了我们这个年纪,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,怕被时代抛下,很多东西层出不穷,能尝试的赛道不多,用井底之蛙形容不为过。”

  伍冬发刚来这条街时,外墙的砖裸露着,还未改造成有花坛的美丽街道。后来公司搬去过小房子、去过南锣鼓巷、去过紫竹桥,颠沛流离,四处落脚,险些倒闭,一再寻求生存下来的机会。

  他职业生涯最美妙的时刻是2019年重回中关村创业大街。房租降了,他们把分散各地的物料一车车拉回,拉了一个星期。最终大家把电脑打开,网也通了,踏踏实实坐在那里时,他感到心满意足。

 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,加重了大街的冷落,但对家谱店来说,影响正负相抵,线下客流减少,但人们关在家里想要写东西的时间多了。

  “修家谱是根脉文化,越往下走,越实在。”扛过房租、挺过疫情,涂金灿还在思考如何让“大树”落地生根。但第一步,是要有个门面,他因此执意2019年回到创业大街的地面,留着门脸迎客。

  “街上的公司不会像我们活这么久,虽然有的住着大房子,突然有一天房贷跟不上了,可能就沦落街头。我们虽然过得不太好,但能撑个十年八年,就像农民有几亩地,饿不死。”伍冬发说。

  这条街虽然没有原先热闹,但他相信,虚假的繁华后沉淀下来的没准是真金白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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